时代环境。过去五百年里，先是一些欧洲国家以武力手段通过殖民扩张成为全球性帝国，后是美国借助世界大战与构建同盟体系成为超级大国。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核武器的出现，中国既不可能重走欧洲国家的老路，也不可能复制美国的做派。实现文明复兴的可行选项是：以他国可接受的方式、在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的过程中拓展自己的海外利益。M2d个人信仰
在近代被拉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中，中国曾经有过结盟行为，但并非系统性与持续性的行为，而且结盟的客观效果并不理想。所以，一旦条件具备，中国就放弃了结盟外交，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体现为不结盟外交，八十年代体现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，九十年代以来则是伙伴外交。伙伴者，朋友也。
中华文明是一种区域文明，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全球性影响，但缺少一神教文明那种全球扩张的基因（历史上，一神教把人分为教徒与异教徒，认为教徒是神的选民，有义务与责任通过软硬两手让异教徒皈依以便“蒙主恩宠”，这是历史上一神教世界中频繁爆发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），因此很难成为一种全球性文明。或许与此有关，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“中国的发展不是要取代谁”。但西方国家还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接受这一点。
伙伴外交与上述基于礼治的外交理念相吻合，而且适应当代世界的需要。走在复兴路上的中国坚信，与结盟外交相比，伙伴外交是更好的选择，也更适合自己。因此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推行伙伴外交，并且越做越顺手。迄今为止建立起伙伴关系的国家、地区或区域组织已经达到112个。这一数量无疑还会继续增加。伙伴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显著特色。
2013年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推出后，中国外交风格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，但“结伴不结盟”的外交宗旨并没有改变，未来也不大可能改变。
不争的事实是，西方国家偏好的结盟外交是全球少数国家的选择，大多数国家选择不结盟外交。193个联合国会员中，有120个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国，它们绝大部分是亚洲、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。中国等7个国家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。
小结。近代以来，中国对西方的研究与了解要多于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与了解。现在，世界已经步入“多种文明之间又竞争又合作”的长周期。因此，西方有必要超越几百年来形成并固化的“基督教本位观”（或曰“以基督教文明视野看世界”的藩篱），学会换位思考，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，让中西方关系基于比较准确的判断与比较牢靠的基础，从而减少误解与冲突、增加合作与互利。
（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、研究员）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