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代环境。过去五百年里,先是一些欧洲国家以武力手段通过殖民扩张成为全球性帝国,后是美国借助世界大战与构建同盟体系成为超级大国。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核武器的出现,中国既不可能重走欧洲国家的老路,也不可能复制美国的做派。实现文明复兴的可行选项是:以他国可接受的方式、在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的过程中拓展自己的海外利益。M2d个人信仰
在近代被拉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中,中国曾经有过结盟行为,但并非系统性与持续性的行为,而且结盟的客观效果并不理想。所以,一旦条件具备,中国就放弃了结盟外交,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体现为不结盟外交,八十年代体现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,九十年代以来则是伙伴外交。伙伴者,朋友也。
中华文明是一种区域文明,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全球性影响,但缺少一神教文明那种全球扩张的基因(历史上,一神教把人分为教徒与异教徒,认为教徒是神的选民,有义务与责任通过软硬两手让异教徒皈依以便“蒙主恩宠”,这是历史上一神教世界中频繁爆发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),因此很难成为一种全球性文明。或许与此有关,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“中国的发展不是要取代谁”。但西方国家还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接受这一点。
伙伴外交与上述基于礼治的外交理念相吻合,而且适应当代世界的需要。走在复兴路上的中国坚信,与结盟外交相比,伙伴外交是更好的选择,也更适合自己。因此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推行伙伴外交,并且越做越顺手。迄今为止建立起伙伴关系的国家、地区或区域组织已经达到112个。这一数量无疑还会继续增加。伙伴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显著特色。
2013年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推出后,中国外交风格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,但“结伴不结盟”的外交宗旨并没有改变,未来也不大可能改变。
不争的事实是,西方国家偏好的结盟外交是全球少数国家的选择,大多数国家选择不结盟外交。193个联合国会员中,有120个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国,它们绝大部分是亚洲、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。中国等7个国家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。
小结。近代以来,中国对西方的研究与了解要多于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与了解。现在,世界已经步入“多种文明之间又竞争又合作”的长周期。因此,西方有必要超越几百年来形成并固化的“基督教本位观”(或曰“以基督教文明视野看世界”的藩篱),学会换位思考,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,让中西方关系基于比较准确的判断与比较牢靠的基础,从而减少误解与冲突、增加合作与互利。
(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室主任、研究员) |